环球视野:2004欧美文化界 谁是最后的知识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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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球视野:2004欧美文化界 谁是最后的知识分子
 
2005/01/08 12:46   文汇读书周报  

  三年前的一个下午,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讲堂里,双手向台上那位梳着满头整齐白发的法国老人递上《马克思的幽灵》。扉页就打开在面前,却被德里达一把抓去,翻来覆去地端详。他一定奇怪,为什么自己这本代表作有个中译本,他却蒙在鼓里。

  那是一场乏味的讨论会。与会者一次次重弹“解构之后还能剩下什么”的老调,留下的印象只有签字时的小插曲,以及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神,传递着不信任的信息,仿佛又走到
了一个“世人皆以为痴”的所在,他又成了一个指东打西、大搞术语迷宫和文字游戏的先锋派。2004年10月8日德里达临终的时候,这类遭遇或许会成为他终生的遗憾,他没能来得及向更多的人证明,他是有着严肃学术抱负的学者。10月8日过后,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阵营倏忽之间又少了一位大师,一位生前被认为是偏激的先锋派的大师,一位被指为“晦涩”、“拒绝理解”,剑桥大学欲授他“荣誉博士”头衔的时候,曾遭到全世界20位知名学者联名抵制的大师。

  当市场诱惑文化

  德里达走了,保尔·利科进入倒计时。若不是“炮打贝尔纳-昂利·莱维”事件,我们恐怕还不知道法国哲学界已经过渡(沦落?)到莱维的时代。萨特、福柯、德里达之后,这位“美男哲学家”一路踏着大众传媒的步点走到舞台中心,就他唯一有中译本的著作——《自由的冒险历程》来看,“莱维时代”的价值确有存疑的必要。

  “炮轰”者要一口气出七本书批判其哲学思想,诘问其学术成就,有的甚至直接把莱维定性为“学术骗子”。莱维的“行径”在传媒时代其实不新鲜,无非是善于炒作、包装、制造概念而已,再加上自身魅力出众,轻而易举暴得大名,敛取了家财万贯。“炮轰”事件流露了知识界中普遍的焦虑:商业社会下学者和学术会不会贬值?学术是否应该与大众传媒保持距离,固守自己的一隅?这种焦虑至少还可以维持个十年八年,每个国家的学术思想界都不得不正视拉塞尔·雅各比关于“最后的知识分子”的悲壮警告。

  无独有偶,美国学界也发生了一场炮轰。历来走精英路线的《纽约时报书评》在新任主编凯利上任后,开始有意转向大众口味。此举顿时引起巨大争议。众多作家学者纷纷谴责凯利缺少良知,甚至以弃读该报相威胁,要凯利放下屠刀。凯利只能无奈地说:他觉得适当引入一些大众化的内容也未必不是一种好的尝试。

  “美男哲学家”的如日中天,反衬着第一代“美女作家”凋零季节的黯淡。9月24日,弗朗索瓦丝·萨冈因肺栓塞去世,终年69岁,报道不少,惋惜不多,因为虽然《你好,忧愁》一度引领了欧洲年轻一代的思想风气,但萨冈的文学贡献到60年代就止步不前了。然而这位法国江郎也是个眼球经济的受益者,填充她生活的除了有限的写作外,尽是交际、绯闻和种种来路不明的小道消息,晚年尽管渐趋潦倒,新闻号召力仍不下当年。

  萨冈方辞世,莱维正当年,《纽约时报书评》图谋转向,文化与市场不用再偷偷摸摸暗通款曲,自己的版税和别人的眼球,是晃动在每个文人眼前的诱惑。

  当传记揭露传主

  哥伦比亚作家何塞·路易斯·迪亚斯-格拉纳写了本传记:《另一个巴勃罗》,选在传主巴勃罗·聂鲁达百年诞辰(7月12日)前夕举行了首发式。所谓“另一个”其实不算另类,无非是为聂鲁达的传奇一生作一番合乎常识的还原罢了。大凡认真读过聂鲁达自传的人,都不难看出他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创作上,都有“纵欲过度”的迹象。格拉纳描写聂鲁达有着一双忧郁的眼睛,声音颤抖而衰老,嗜酒而冒失不拘礼节,仔细想想,都在情理之中。

  聂鲁达写了一辈子,兰波只写了三四年,就走上了似乎是诗人最不该走的一条路:以放弃诗歌来表达对诗歌的忠诚,以诅咒自己的民族和“坏血统”书写青春。9月20日前后,遍布民间自发的纪念,让《地狱一季》《醉舟》的作者平静地度过150周岁生日——要知道他才是正宗的波希米亚式生活的先驱。两个月之前,用一种半死不活的语言写作的艾·巴·辛格也静悄悄度过了自己的百年诞辰,可怜他早就跌出时尚之外,法国记者弗洛朗斯·努瓦维耶为辛格写的最新传记,遭到英国出版商的无情冷落。

  英国人显然对本民族的作家更有兴趣,比如格雷厄姆·格林。不过格林的百年诞辰(10月4日)过得并不安宁。谢瑞是格林生前首肯的传记作者,如今他终于出齐了皇皇三大卷格林传记,却因为描写了格林生活的许多阴暗面,被认为有意丑化传主。格林的儿子恼火道:不是说作传就得报喜不报忧,但是“他对妓院的兴趣超过了他的既定主题”。

  美国人倒是欢迎这三卷历史细节充实的传记,也没有忘记格林的现实意义,2001年,好莱坞还重拍了《文静的美国人》,老影星迈克尔·凯恩和新锐后辈布兰登·法拉瑟联袂主演,可见小说的现实意义仍然被记忆犹新,它提醒美国人在反恐怖主义警笛长鸣的时候,切莫忘却越战的教训,忘却托马斯那句话:“自由?自由是什么意思?”美国人刚刚失去了他们自己的传记大师——威廉·曼彻斯特。早两年就传出了曼氏病重的消息,6月初,《光荣与梦想》的作者在找好了他满意的丘吉尔二战传记的合作者以后,总算可以放心离去了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,病痛的折磨令他写作速度骤降:“五十年来我用语言写作如同呼吸一样容易……不能写下去的感觉无法形容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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